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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一切清明

──伯恩哈德劇作中的家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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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紀蔚然   [本文轉載自印刻文學誌2011年6月號]

 

            奧地利作家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 1931 –
1989
)特立獨行,其人與作品充滿爭議,且從不妥協,愈戰愈猛。這傢伙令人討厭的程度,可由他辭世時奧地利總統的反應得知一二。華德翰Kurt Waldheim)認為伯恩哈德的作品呈現病態、極端顛覆傾向,對年輕人恐有不良影響,而他對祖國的唾棄更罪無可逭。

        對很多奧地利人而言,總統的「蓋棺論定」不是無的放矢。伯恩哈德長期侮蔑祖國,藉由小說和戲劇,大肆抨擊國家領導人、菁英份子、中產階級、普羅大眾,而鞭撻他視為跳樑小丑的文人時更不留餘地,謾罵到底。他的憤怒源自戰後祖國走修正路線,試圖粉飾二戰期間奧地利與希特勒的共謀污點(華德翰總統不堪深究的過去即為一例);也來自戰後奧地利中產階級安於「共識」與「和諧」,陶醉在消費主義之中而無視愈形擴大的貧富差距;更來自於世紀末藝術的墮落、文學的妥協以及知識份子淪為官方傳聲筒等等醜態。

            你如果是奧地利人大概也受不了伯恩哈德。

            他的作品先於德國獲得垂青,繼而廣受世界文壇重視,導致奧地利不得不咬著牙給予不肖子遲來的肯定。然而,不願被摸頭了事的伯恩哈德總能在典禮上鬧出亂子。有一回,他事先擬就的得獎感言竟激怒了負責頒獎的部長,後者憤然站起,揮舞拳頭,送給伯恩哈德一句「畜生」後拂袖而去。即便死後,伯恩哈德也能對祖國再吐一次口水:遺囑明言,身後的小說和戲劇不得於奧地利境內發表。

            對音樂情有獨鍾的伯恩哈德先小說後戲劇,兩者各有特色,小說從不分段,戲劇對白分行但不下標點。特色不同,但意境神似,兩者同時著重節奏音韻,同時反寫實、強調虛構性;兩者皆服膺作者深信不疑的黑暗美學。「在我書中,所有都是人為造假的,」作者自言,「亦即所有人物、情節和事件都發生在一片漆黑的舞台上……它們的輪廓比傳統小說裡有著自然光照的更易辨識。黑暗中一切清明。」無怪乎一位學者認為伯恩哈德是德語文學裡最黑色的詩人和最苦恨的先知。

            伯恩哈德不只一次譏諷維也納宮廷劇院為妓院,數落劇院明星為一群自私無知的鼠輩,並直指花錢買票的觀眾為腦殘大眾。然而,他對劇場的深遠期許,和他把藝術視為個人救贖途徑的信念是一致的。他曾輕描淡寫地說,喜歡看戲是因為可以遇見朋友,藉以維護友誼。其實,求學時期的伯恩哈德曾專研布萊希特和亞陶;對他而言,劇場是公眾領域,它可以是呈現生死、辯證對錯、見證好壞、坦誠分享,以及製造爭端的空間。因此,之於誠懇、堅守藝術的導演和演員,他由衷敬佩。一九八四年,作者為三位「才智型」演員量身訂製,編寫了一齣劇作,並且率性地以他們的名字為劇名──《麗特,丹妮,佛斯》。

            如此命名意在誇大虛構氛圍,只因劇中涉及一位歷史上真有其人且聲名的哲學怪傑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一般認為,佛斯這個人物是維根斯坦和他侄子保羅的合成版。路德維希和保羅是擁有龐大鋼鐵企業的維根斯坦家族裡的兩隻黑羊。路德維希把繼承的鉅額遺產全數捐出後,兀自躲在鄉下過著清苦日子,在小學教授數學,直到受邀至劍橋大學任教,並完成一部劃時代哲學著作。苦行僧的知識探索並未為路德維希帶來平靜,思想困頓、憂鬱纏身時常有自殺念頭。侄子保羅恰好相反,他熱愛生命,耽戀歌劇和香檳,過著極盡奢華的日子,幾年不到便把分得的家產揮霍殆盡。保羅患有精神病症,進出療養院乃家常便飯,在那承受殘酷電療與其他非人道實驗。醫生摧毀了他的意志和身體,卻無能使他「痊癒」。

            對伯恩哈德而言,叔侄倆無異同一個人。在講究「財富、家產和庇護」的家族成員眼中,兩個都是可恥人物:「路德維希把自己搞成可恥的哲學家,保羅則淪為可恥的瘋子。」伯恩哈德以為,路德維希的哲學染著瘋狂色彩,而保羅的瘋狂則帶點兒哲學意味。兩人都不見容於正常、務實的社會,放蕩不羈的保羅遭家人唾棄,而備受國外尊崇的路德維希在祖國卻無人聞問。就此而言,佛斯多少帶有伯恩哈德的影子。《麗特,丹妮,佛斯》和作者其他著作一樣,自傳色彩濃厚。

            劇情簡單到幾乎沒有劇情,分三個段落鋪陳:午餐前、午餐、午餐後。與其說三幕,不如稱之為三個樂章。

            丹妮和麗特是一對姊妹,佛斯是她們的弟弟。午餐前,舞台上只有丹妮和麗特,但兩人的話題一直環繞甫自療養院返家的佛斯。偏執的丹妮把佛斯帶回家裡,偏執地要讓他過著正常的居家生活,以致躁動的身體從未停歇,忙進忙出,在近乎強迫症驅動下準備著食物和餐具。表面上,丹妮和佛斯之間是健全者與病人的關係。於小說《維根斯坦的侄子》,伯恩哈德寫道,「當一個病人回到家裡,健全的世界以鋪張的仁慈,鋪張的照顧,鋪張的自我犧牲來接納他,但這些仁慈、照顧、自我犧牲到了節骨眼時不過是騙局。」

            丹妮的鋪張或許不全是騙局,但她確有連自己也被蒙在鼓裡的陰暗動機。切莫高估意志,其真實面貌不過是存活的基本欲望,叔本華曾說。丹妮強將佛斯領回家中並非一心為他的福祉設想。反而,深受秩序、表象制約的丹妮需要弟弟乖乖坐在她佈置的餐桌上,乖乖吃著她烹煮的食物,而這一切只是為了完成一幅完整的家的圖畫。家之為法西斯溫床,丹妮這種人不可或缺。反諷的是,強勢的丹妮是劇中最不具本體存在的人物。這不僅因為她內化了社會教條或家庭神話而喪失自我意識,尚且因為她的存在乃是依附於伺候、控管天才弟弟的前提下方能算數。丹妮是寄生蟲,佛斯是宿主,而且丹妮再三展露取代宿主、使宿主退化為寄生蟲的意志。

            佛斯的哲學著作皆經他口述,由丹妮一字字謄寫而就。丹妮沒有自己的聲音,就像沒有台詞的演員。丹妮的「職業」是劇場演員,佛斯回家時,她正好參與一齣製作,飾演一個目盲的角色,只有一句台詞。

            相形之下,麗特較有悟性,看似擁有自我意識。她一再抵制丹妮的母親形象,對於佛斯則採取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丹妮忙著準備晚餐時,麗特一逕看報、抽菸或從鞋子裡倒出一粒小石子。她的漫不經心其實只是掩飾。丹妮也是劇場演員,她和姊姊不是真的有才氣,亦非真的熱愛戲劇,富裕的兩人只想找點和藝術沾上邊的差事消遣度日──此為喜好附庸風雅的維根斯坦家族的特色。然而,不同於一意維持假象的丹妮,麗特對於虛度人生似有所感。她不滿現狀,飽受存在焦慮困擾,正如鞋裡那一粒惱人的小石子;她枯萎於富足之中,不知苦難為何物,只能從報紙擷取二手經驗。麗特總是嚷著要離開維也納或改變自己,卻從未付諸行動,猶似契訶夫筆下成天喊著要前往莫斯科的三姊妹。

            麗特的不滿同時讓人聯想亨利‧詹姆斯《仕女圖》裡女主人翁受困於自由或責任、欲望或規範、叛逆或沉淪的兩難。劇中先是提及、爾後呈現,兩姊妹各有一幅自己的像畫。不難想像,丹妮和麗特在家族傳統及個人虛榮驅使下作出仕女扮相,這麼輕易地就被「框」了起來。父親曾說姊妹倆不是父母所生,而是詹姆斯筆下的結晶──這不只是一句戲言:兩人宛如維多利雅時代的仕女,既有血有肉,卻又嬌柔做作。「自我實踐/可憎的字眼/」麗特說,「沒有比它更令人生厭/沒有比它更愚蠢/毫無意義/這個自我實踐。」誠然,「自我實踐」和台灣人朗朗上口的「生涯規劃」同樣,都是空洞詞藻和弱智表徵。然而,毫無行動力的麗特確實沒有實踐自我,她既是半吊子演員,也是半吊子哲學家,因此在思想上,麗特是佛斯腦子裡的寄生蟲。在佛斯背後她一派漠然,一旦佛斯以先知和暴君的形象現身,她便俯首膜拜了。麗特偷偷對佛斯說,「丹妮才是病人/不是你。」

            精神衰竭、軀體孱羸的佛斯在療養院受盡醫生折磨,回到家又得任由丹妮擺布,彷彿生活於黑暗囚牢。或許,他因此而看透一切,因此看穿所有虛假的表殼。「盡管我困頓以極/彷彿將死之人/」他說,「有時忽然間一切都對了/因為我思考/因為我用思考克服一切/不是沉思狀/是思考。」

            然而,他的思考並未帶來笛卡兒式的篤定;反而,他陷入關於本體的巨大幻滅。他是這個家庭的寄生蟲,但他卻認為家人才是血蛭。家庭使個體無法生存,它抑遏思考,使人窒息。「家庭即死亡」,他說。有一段戲,丹妮硬要弟弟嚐一口特別為他烘焙的奶油泡芙,佛斯索性一個接著一個把泡芙塞進嘴裡,幾乎噎著。面對丹妮的迫害,佛斯只得以自虐的方式抗議,於無形中完成了象徵性的自殺。伯恩哈德作品中,家的意象往往是國家的濃縮、世界的換置,裡面的成員既是宿主,同時是寄生蟲。劇中,姊妹屢次提到佛斯最喜歡引用叔本華某句哲言,那句話或許就是:「唯有獨處,人才可以成為自己。」

            佛斯認為哲學應該反對美術,而庸俗繪畫更令他作噁。當他得知兩個姊姊和死去的父母一樣也擁有自己的畫像時,他揶揄她們,嘲諷她們雅不可耐:面對無所不在的毀滅,藉由畫像獲得不朽分明是變態的妄想。對佛斯而言,人生充滿無聊,唯一能消解無聊的是關於死亡的意念。長年為肺疾所苦的伯恩哈德曾說,面對隨時降臨的死亡,一切顯得荒謬。

        關於哲學,佛斯打了個比方。歷來各家各派的哲學彷彿旅途中的客棧,裡面盡是難以下嚥的食物、差勁的服務生,以及肆無忌憚的房客,當旅人問起客棧主人,得到的答案竟是主人早已死去。這個「主人」或許是上帝,也許代表真理或本質。

            維根斯坦對哲學最大的建樹和破壞在於他大膽提出語言的問題:所有邏輯論證、所有或形而上臆測皆須回歸語言層面。語言的紊亂衍生邏輯的紊亂,只要語言的問題不獲釐清,形而上的假設便無所立足。終其一生,維根斯坦雖然破除了本質論或真理說的迷失,他仍舊無力解決語言的問題。畢竟,用語言思考語言的問題本身就有問題。到頭來,他只能諄諄告誡,對於不可知或不可言說的事物,人們最好保持緘默,正如麗特所言,「不要去想那些不允許的事」;至尾處,他只能提供解開語言之迷的線索──不是答案──如語言遊戲、規則、家族相似性。

        劇中,麗特、丹妮和佛斯三人呈現一些屬於家族特色的同質成份,但我們無法從這些共通點找到這個家族的本質。尤其,佛斯的「突變」已遠遠逸出這個家族所能理解的範疇,而他的私密語言更和家族慣用的語言遊戲與規則大相逕庭。因此,溝通成了問題,「詮釋困難重重」。伯恩哈德半自傳性的作品《地窖》裡,敘述者說:「我講的語言只有自己理解,沒有其他人,正如每個人只理解自己的語言,那些自以為理解他者語言的人,必然是白痴加騙子。」

            黑色的伯恩哈德就是如此矛盾(其實此為所有作家的矛盾),一方面珍惜私密語言的自主性和區隔意圖,另一方面卻公諸於世,尋尋覓覓,期待瞎貓碰死耗子找到知音;然一旦某人以「知音」自居,作者八成會說此人是白痴加騙子。

            無論小說或戲劇,伯恩哈德絕對是戰後歐洲重量級作家,其於語言實驗的成就在在令人驚嘆。雖然,他的得獎感言亟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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